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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排序与汉字演进脉络新探
作者:李强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576    更新时间:2016-6-7

东汉许慎撰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文字学的发展贡献居功至伟,备受后代学者推崇。但是《说文》作为一部汉代撰著的典籍,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受文献资料和编排体例的局限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过于体式化的据形联系文字,将属于同源词关系的文字都按形声格局归部分开,掩盖了词与词之间的同源关系。对形声字的分析,多数为“从某,某声”,割断了词的音义关联,使人不知词的本义由来。由此可见,尽管研究《说文》和汉字的文章典籍汗牛充栋,但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为此,本文将就“说文”研究中“六书”的排序及汉字演进脉络的过渡环节问题,从新的角度再做一些探析。

许慎在《说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提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 造字法,并在《说文解字•序》里对“六书”做了全面的、权威性的解释。”这是很多著作介绍《说文》时对“六书”的一般表述。显然,“六书”造字法为后世提供了透析汉字音形义关系的基本范式和门径。但当这种范式被绝对化看待并广泛效行时,出现阙误也就难以避免了。

“六书”及其定义只是许慎对前代汉字造字法的概括性分类和解释。其实在《说文》中,许慎在“六书”之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造字方式,比如反文(匕、仉)、倒文(夊、屰),减笔字(夕、甪)、改笔字(刁、毋)。可见许慎并未把“六书”当作不二法门,至于后人拘泥于许慎对“六书”的解释和排序倒是值得我们反省。对于那些非六书造字法我们不但不应忽略,反当特别重视。此外还有两种汉字演进中的现象也值得注意,一是象形字加声符(齿、鷄);二是象形会意字加形符(杼、笧、没、燃、)。如果把这些现象和六书范畴的细分化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汉字造字法演进有着一条由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到形声,其间夹杂着反倒文、拆减文、改造文等过渡环节,孳乳渐进的脉络。

提出这样一个汉字演进脉络,主要是基于语言结构演进与认知结构演进对应一致的规律。无论何种文字,从认知思维的角度分析,都是抽象表现经验思维的具形媒介形式。汉字作为汉语的表征符号,其演进发展自然要受人认知思维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规律的制约。汉字的形体演变,遵循的正是由简单意象图式到复合意象图式的思维建构规律。也就是说,汉字及反映其造意具形模式的“六书”不会是跳跃出现的,它必然是一个由主体造意模式和过渡造意模式交叉间连构成、符合一般认知思维规律的演化过程。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六书”的渐进演化顺序。

 

一、象形

《说文》的解释为“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意思是说,按照物体的样子将其形廓或特征用线条描摹出来。譬如日、月。象形字的拟制一般要经过造意取象、具形征义的过程。按取象方式可分为轮廓象形(人、手)、特征象形(牛、羊)和关联象形(石、眉)三种。象形字直观形象,大多表征名物,排在造字法始位符合认知规律,也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值得一提的是“反文、倒文”,如“匕(跪人),仉(爪倒置表掌),从其直观形象性看,应视为象形字,但造意具形已经相对不再单纯。特别是“倒文”虽然还是独体字,但其造意已明显具有很强的会意性。比如“屰”,其形象虽是一个倒置人形,但却是 “悖逆不顺”这样一个表示性向的抽象意义,可以说这已经将具形征义手段用到了极致,于中不难窥见古人造意具形心智的提升和有意设计。

据此,我们可以把反文、倒文这一类改造字看作造字法突破单纯象形局限,向指事、会意字过渡的联系环节。象形是汉字的肇始之基,化育之本,其造意具形思维模式(以下简称造意模式)属于主体性的简单意象图式。

 

二、指事

《说文》的解释为“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意思是说,用提示性符号来指明所要表明的事物,让人一看就能认出来,仔细看就能知道其意思,譬如上、下。以往都把提示性符号指明事物理解为两种:一是在象形字上加提示性符号,如本、末、刃、寸、尤、;二是纯用提示性符号组合的办法造新字,如上、下、十。显然,这是用加法思维理解指事的意思。许慎的定义只是说“视而可识,察而见义”,并无加减、改造笔画之分,而且称之为“指事”而不是“指示”。由此可见,像减笔字“夕(夜晚)”、改笔字“刁(叼)”、“毋(勿)”也都具有指事字的特征。

对于指事字应该提出两点思考:第一,指事字有明显的会意性质,其具形造意有了明确的细虚化表意和组合化构形诉求,指事字不多,但应该是表意造字方法推进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第二,纯符号的出现,标志着思维抽象化程度的提高,但造意具形功能不强,造字很少,也说明表意造字方法的发展已经推进到了关键性节点。如果不产生突破,要么像古埃及象形字那样,由于数量太少,担不起为语言具形表意的重任而半途夭折,要么像闪米特人那样从象形字中撷取表音符号转向拼音文字的道路。指事的造意模式虽有进展,但仍属简单意象图式,然而它也是引导象形向会意演进的重要过渡模式。

 

三、会意

《说文》的解释为“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意思是说,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关联的象形字或指事字作偏旁组成一个新字,将偏旁原来表示的意思以某种合理的拼合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譬如武、信。如果联系象形、指事中的改造性过渡字,会意字应该细分为三种:一是单体会意,如“正(到达目的地)”,反“正”为“乏(无力到达)”,“大(正面人)”变笔为“尣(瘸腿)”;二是同体会意,如从、森;三是异体会意,如秉、好、拾。

会意的出现对汉字发展具有质变意义,会意的机理就是组合结构造成的构件“形素化”和整体词义的“构效化”。所谓形素(字素),指的是本身具有音形义的字,在组合字中,由于结构的约束、激发和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转变成了随机恰和词义生发会意需要的义素构件。这种结构对构件原有性质改变的现象称为结构的素化效应。形素是从意会词义角度的称谓,它与形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符只是针对形声字中的义符而言,不涉及会意字中构件生义问题;而形素则既针对会意字的生义构件,也针对形声字中的形旁和有会意性质的声旁。所谓构效,就是结构方式的整体效应,是指会意字的词义不是由其构件字义的简单相加生成,而是由构件聚合产生的结构场化效应生成。

会意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具形征义的造字方式,而且创建了一种以偏旁为基本构件具有三重结构性生发新字功能的范式。具体说,一是形成了结构性意会词义的构式效应。比如“林”的意思不是两棵树,而是一片树;“利”不等于禾加刀,代表的是收获。二是对既有文字利用上形成了结构性素化效应,造就了复合意象征义场,增强了动态抽象表义功能,比如“代”的造意角度是替换,是从木橛替人牵制牲口充当替手的动变角度征义;“戾”(弯曲)则是从看门狗见到生人俯身而吠的情态角度取义。三是调动激活了所用构件字的词义和义素在组合字中的自恰性显隐变换,拓展了其衍生新字的功能。比如在“数”(本义:清点)字中,“娄”的本义是顶篓,含有“积渐叠放”的隐性义素,比附用到表示清点入篓的动态特征上,这个隐性义素就被激活了。同时,构件字“攵”频频倒手入篓的隐形义素也被激活了。这样,娄字原有的显性义素、隐性义素与“攵”字的隐性义素高度恰和,构成一幅生动画面。

总之,会意造成的结构性构式效应和素化效应改变了象形和指事字的功能意义,使它们在保留自身词义充当行文语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构造新字的形素功能,这样通过排列组合便可极大扩充汉字的数量发展空间。会意的造意模式已经上升为复杂意象图式,在“六书”中应属于主体造意模式。

 

四、假借

《说文》的解释为“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意思是说,语言中有了某个词,但没有相应的字来记录它,于是就从现有的字里面找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它。典型的假借字有“其”(簸箕),借为代词;“求”(皮毛大衣),借为欲求;“而”(络腮胡子),借为连词。一般认为假借算不上一种独立的造字法,只是用字法,因为它并不产生新字,故而将其排在末位。但若从语言思维体系建构的过程性发展规律看,这种认识则有偏颇。应该看到,在汉字发展链条中,假借字是必不可少的过渡性发展环节和造意思维模式转化的先导。假借是用字法,但它是对汉字发展路径具有质性转变意义的用字法。从象形、指事到会意,汉字的发展一直在沿着依形表义的路径在推进,这很容易把形义造字的模式固化,形成思维惯性,从而阻碍汉字的进一步发展。而假借出现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依形表义的定式约束,开启了依声表义的新途径。具体说有三点很重要。    

首先,本字被借用后在使用中容易与借字之间产生语义冲突,特别是用多了会造成理解障碍,这就促使人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催生新的造字法并产生新字。事实也是如此,譬如当“求”字被借用之后,为避免歧义,便又造了“裘”字;“其”字被借用后,便又造了“箕”字,等等。

其次,假借的出现突破了依形表义造字法不利于表现虚词和抽象词的弱点,为完善汉语语法构式体系开辟了广阔空间。从世界其他语言体系的发展情况看,借实为虚和实词虚化也是完善语法构式体系的主要手段。

再次,如果说会意的出现造就了很多汉字孳乳新字的形素性功能,那么假借的使用则促发了更多汉字的声符性功能。这对形成依声索义的新习惯具有深远影响,为形声造字拓展了思路,铺垫了基础。假借是汉字演进过程中重要的过渡环节,其造意模式与象形的造意模式一样,也属简单意象图式,只是其具形表义的媒介形式是语音而已。

 

五、转注

《说文》的解释为“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互受,考、老是也。”对于转注的理解历来众说不一,本文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转注,就是把一个包含多种同类意义的字立为基本构件(建类一首),并将其中相同类义的某个具体意义转授给另一个构件(字),组成一个组合字;同样,另一个构件(字)在接受类首“转授”的同类具体意义的同时也等于把自身某个同类的相应意义“注授”给了组合字(同意互受),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新字。譬如考、老。

根据对许慎阐述转注特征的分析,可以理解为,转注就是通过给某个拥有多个义项的字加注其他类义符号而达成分形别义转化生成新字的方法。具体可以从许慎给出的“老”字加以分析。“老”的本义为年老体衰,在甲骨文构形中突出的是垂发驼背的老人形象。但在实际使用中引申转化成为:年龄较大、年寿高延、年老生残以及经验多、德望重等包含了一系列义项的聚义字。为了在实际中区分类首字中的这些义项(类首,借“建类一首”化意),于是就以“老”为基本构件分别加注“丂”(拐杖)、“F(镸)”和“矢”(箭,甲骨文①形,②形改为“至”)分别组成:①考,在甲骨文中突出的是疏发持丂的老人形象,从“老”中分化出年寿高延为本义,后来引申指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寿考)。②長(读zhǎng),甲骨文是把“老”字上边的垂发改为两根向右上方弯曲的浓密立发形象。字面义是发长(cháng)年长(zhǎng),本义是从“老”中分化出的年龄较高之意,后常指四十岁以上有德望的人(长者)。③耊(从“耂”从“矢”),在甲骨文中是“老”在上“矢”在下箭头指向老人的形象,读音从“堞”(城垛,是交战中着箭最多的位置),字面义是“矢中之堞”,会年老生残之意,也是从“老”分出的一个义项,后引申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需要指出的是,“長”因以“镸”注“老”,除了有“年长”之意外,按类义互相授受的特点还兼有“发长(cháng)”之意。而“考”则具有双重转注分化词义性质。这是因为“丂”和“老”各自都是多义词。若以“丂”注“老”成“考”,区分的是“老”字“高寿”的词义;若以“老”注“丂”成“考”,区分的是“丂”字“寿杖,俗称拐棍”的词义。

《说文》明示为转注的字极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说文》据形系联的体例和资料不足所致。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据形系联的依据主要是小篆,小篆之于甲骨文形体变异很大,因此,虽然“長”与“老”实为同部首字却被分排在“長”、“老”两部。转注须涉及两个字的关联关系,而据形系联往往会把同源字分开归部,所以很难发现它们的转注关系。

其二,许慎重形声轻其它的主观倾向所致。他把“考”、“耊”和“老”字排在一部,在已经指明“考”与“老”转注关联的情况下,却未指明“耊”也是老的转注字。再如“句部”,是《说文》中唯一依声系联的一部,下收拘(曲手取物)、笱(捕鱼竹具)、鉤(钩子)三个会意形声字,其中“拘”和“鉤”都应该是“句”的转注字,许慎并未指明,而且把“鉤”简单说成是“从金,句声”的形声字。

总之,关于转注,许慎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疑惑和争议。争议之一是关于转注产生的原因,后世有诸多见解,在此不宜多述。本文认为,转注能列入“六书”,必定在汉字演进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基于此,拟从转注能够解决的问题入手分析其成为六书之一的成因。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无论是形意文字还是音意文字都只是符号载体,其本质功能都是为了记言达意。一般而言,汉字在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采用象形、指事、会意的方法获得了一定发展,但随着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其满足需要的功能愈显不足,反映在语言实际中的标志性现象就是大量的假借字、形近字及引申字义的使用。当然,这都是在字少的情况下为细化表达语言出现的现象,可这却给理解语义造成了困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办法有两个。

其一,继续加造新字,但急不当用,何况假借字本身就是因为不好造字才采用的,而引申义也都是细虚化动态性的词义,都很难用具形征义手段解决。

其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容易造成歧义的字加注解释性符号,以达到明确词义、细化表述的目的。但随便在一个文句中加注一个与文意不相干的文字符号也容易造成混乱,于是就采取把加注的符号字与被加注字按一个字的构造缀合为一的形式。这样也就等于通过加注缀合的办法,转化制造出了一个由被注字表示类义、加注字表音或参与化义的组合性新字。因此可以认为,转注的形成主要是由假借字、形近字及引申义在实际使用中所造成的语义问题促成的。

显然,转注办法能有效解决字词转性转义、精细分化、抽象虚化等一系列语义表达难题,同时也直接促成了形声字的大量出现。其实,用加注转义法创造新的字词是世界上各种成熟文字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比如拼音文字中的各种词缀,其功能都是转注性质,只不过由于汉字的转注是把注解符号与被注解字固化成了一个整体,所以不再明显罢了。转注的造意模式处于上升转折过渡阶段,具有突破性质,属于由复杂意象图式向复合意象图式转换的过渡形式。

根据上述分析和认识,试从造意动机角度将转注具体分为三类进行探讨,即:分义性转注、补位性转注和分形性转注。

(一)分义性转注:是通过为类首字加注偏旁、符号的办法分化聚义字的转注。

1.禽:常用义项①逮住;②禽兽,后专指飞禽。为分化明确两个词义,留原字表禽兽,

在原字上加缀义符“扌”转化出“擒”,表逮住。类似字还有受——授,垂——陲,穵——挖,丂——巧。

2.鬲:义项①空足煮锅(li);②分隔(ge)。把义符“阝”、加注给“鬲”转化出“隔”

ge),分担表示“隔离“,义项①留给原字。有的分义转注字加注义符后,同时分音变读。类似字还有罙——①深;②探。襄——①攘;②镶。雚——觀。氐——①低;②底。塞——①赛;②寨。

(二)补位性转注:这种转注主要针对假借和被借偏旁原字的补缺替换而成。

1.娄:原字被假借字和偏旁借用,遂另加注义符成“蒌”,以补本字缺位。

2.予:原字被借用为“给予”的“予”,于是又在原字基础上加注而成“杼”。

类似字还有要——腰;其——箕;求——裘;包——胞;句——勾。

(三)分形性转注:这类字本意是加注符号,以补明区别易混字,但客观上形成了给象形字、会意字加标义符或声符,变成了形声字。这类字曾让文字学界深感困惑,分形性转注现象最能证明转注的作用。

1.玉:原字无 “丶”,使用中与“王”分不清,于是加注“丶”相区别。

2.沒:原字无 “氵”,实用中与“殳”形近,遂加注“氵”以区别。

3.齿:原字上边无“止”,实用中分不清与“牙”的意义区别,加注“止(行止)”,表

示是吃饭起止之齿以区别。

类似字还有茍——敬;萑——雚;册——笧。

至此,也许有人会提出如何从众多的形声、会意甚至指事、象形字中分辨出转注字的问题。这里先要明确一点,转注字不是孤立而言,而是相对于与被转注字(原字)的关联而言,因此必须在与原字的比较中甄别,具体来说有三个特征性标准。

其一,词义的转联性。转注字的本义,必须与被注原字本义或其下的某个主要义项有直接对应替代的转联关系,而不能仅是与原字的再引申义或义素义有关联关系。换言之,转注字对于原字不能是类义(原字本义)的重复关联而是类义分化、替换或补明性关联。一般分义性、补位性转注字的本义外延要小于原字的本义外延,否则就不是转注关系。

其二,形体的包含性。转注字与原字在形体上必须直接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联关系,其中包括被转注字的省形和变形体(譬如“長”)。换言之,转注字的形体范畴必须大于原字的形体范畴,若无关联或相等、相反则不是转注关系。

其三、结构的会意性。转注字除了个别改笔字(譬如“玉”)之外几乎又都有明显的会意性。换言之,没有会意性的形声字不会是转注字。

总之,一个字必须同时符合这些特征才属于转注字。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辨析转注字与形声或会意字的区别:

(一)“顶”和“颠”。《说文》:“顶,颠也,从页丁声”;“颠,顶也,从页真声”。有人依据这种与“老”、“考”相同的互训关系认为二字也是转注关系。其实这里许慎对“颠”的析形解释有误。“顶”是形声兼会意字,从页丁声,丁亦表义,本义为“头顶”;“颠”是会意形声字,从“顷,从县(悬),县亦声,字形义是头歪发倒,会意义是人走动头发上下簸倒(古人束高发),本义是倾倒、簸动,引申义有头发、头顶。由此可知,颠与顶虽有词义相同点,但属引申义与本义的交叉关联,“头顶”只是“颠”的引申义,“颠”的本义并非“顶”的义项,此其一;从字形上看,“颠”在形体上并不包含“顶”的形体,也不存在省形因素,此其二。所以说“颠”不是“顶”的转注字。二者只是类义相通的互训字。一般而言,原字就是转注字的构件,若无省形,容易分辨。

(二)“娄”和“楼”。“楼”虽然在形体上包含了“娄”的形体,二者也都有会意性,但在词义关联上却不符合转注字特征。“娄”字有“高叠”义项,但“楼”字的本义是“叠层房子”,“高叠”这个“娄”字的义项只是“楼”字的义素而不是其本义,因此“楼”不是“娄”的转注字,而是会意形声字。

(三)“孝”和“效”。“孝”在实际使用中有“模仿”的义项,而“效”的本义正是模仿,二字在词义关联上符合转注关系,也都有会意性。但在字形上,“效”的形体并不包含“孝”的形体,也不存在变体问题,因此“效”不是“孝”的转注字。

综上可知,转注形成的字虽然也有类似象形、指事、或改笔的字,比如“長”、“玉”、“勾”,但为数不多。从总体情况直观来看转注字大多表现为形声字,因此,可以认为形声字是由转注字泛化、诱导促成的。

六、形声

《说文》的解释为:“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说,形声是指用两个字作偏旁组成一个新字,其中一个偏旁标明字义范围,另一个偏旁标明字的读音,譬如江、河。

许慎对形声特征的表述是从一般构成上说的。如果从造意角度分析,形声字可以细分为三类,即:会意型形声字、转注型形声字和一般型形声字。

前两型形声字,虽然构形上给人以形声字的印象,但其造意模式却不是形符和声符组合的思路,而且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其声符部分具有参与会意的形素性质,这在前面已有论述,不再补赘。这里简单说说一般形声字。一般形声字也可以再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形声字,就是在构字造意时不考虑字的会意性,完全从形符和声符组合的角度具形造意,最典型的就是化学元素名称,如:氢、氧、氮、钠、钾等;另一种是形声会意字。这种形声字,可能出于造意设计,也可能是巧合,总之,由于其客观构形激活了人们经验意象图式中的关联反应,所以在显示形声构造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会意性。这种形声字被文字学界称为“形声会意字”。比如“搂”字,见到“手”和“娄”的组合图形,就容易调动出人们经验意象图式中手抱蒌的意象,产生会意的效果。形声的造意模式属于复合意象图式,也就是由两套具形媒介形式共同叠加构成的意象图式。

 

综上所述,本文把汉字发展演进过程分为三个主体造意模式阶段,即象形起步阶段、会意突破阶段、形声成熟阶段。把其间交叉的指事、假借和转注归为三个过渡造意模式,具体对应“六书”的排序为: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所以这样排列是因为:

首先,会意和形声的造意思路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模式,中间应该有假借和转注作为过渡环节才能实现不同思维模式的转化,就像指事是象形与会意的过渡环节一样。会意即使在客观上也造出了一些会意形声字,但那不是自觉的造意所为,而是汉语同音概率高造成的巧合。

其次,如果会意直接连着形声,凭藉形声的强大造字能力,就不会再有假借和转注的名目多余地排列于“六书”之列。

再次,形声的方法也产生了不少带有会意性的形声字,这说明汉字作为表意的文字体系具有很大范式性的表意归化效应。

从汉字造意思维模式由简单意象图式(象形),到复杂意象图式(会意),进而演变到复合意象图式(形声)的过程看,形声应该是汉字造字法发展的最后方法,它造出的字最多,是健全汉字体系最强大最简练的构造模式,也是造字法发展到完全成熟阶段的标志。因此,形声作为具有表音表义双重具形性质的造字法,能在汉字依形表意的演化进程中最终形成,不会是突现的,它应该有一个积累渐变、过渡转化的曲折过程。

 

                                              (本文作者: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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